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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懿的临终遗言有何玄机? (2018-04-03 07:30) 该日志已被推荐

司马懿的临终遗言有何玄机?冷月无声/文  公元251年八月,一世枭雄司马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这一年他已经73岁了。人生七十古来稀,对于从事枭雄这个高危职业的司马懿而言,他真的活够本了。在具有相同资历的精英人物中,司马懿可谓硕果仅存者,当年的朋友与对手均已作古,人生至此,夫复何求?然而雁过留声、人过留言,司马懿老先生在临终前会留下什么遗言呢?史书是这样记录他的遗言的:“吾事魏历年,官授太傅,人臣之位极矣;人皆疑吾有异志,吾尝怀恐惧。吾死之后,汝二人善理国政,辅帝平九州,慎之!慎之!”这番话司马懿是对两个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说的,大意就是我司马懿一生在魏国做官多年,位极人臣,地位够高了。但是大家都怀疑我有异心,令我十分害怕。我死之后,你们兄弟俩要好好处理国政,辅助皇帝统一天下,一定要小心呀!鉴于司马懿一生善于演戏,不单骗过优发国际经验不足的曹爽,就连老谋深算的曹操也被他骗过。因此,司马懿的这番话是真心话还是说给记载历史的史官们听的?是真心表达自己的忠诚还是演好人生最后一场戏?恐怕除了他自己,后人真的不得而知。曹魏皇室对司马懿的猜忌、怀疑可谓由来已久。当年,一代奸雄曹操活着的时候,就对司马懿很不放心,只不过聪明的司马懿在代汉问题上支持了曹操,才让曹操对司马懿的猜忌有所缓解,但曹操还是特意告诫曹丕,“司马懿非人臣也,必预汝家事。”只不过曹丕并没有听信乃父之言。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对司马懿虽然对司马懿非常倚重,但并不那么信任。曹叡与大臣陈矫曾有这样一段对话,很能反映司马懿受到的猜疑。曹叡:“司马公忠正(指司马懿),可谓社稷之臣乎?”陈矫:“朝廷之望,社稷,未知也。”(《魏晋世语》)而另一大臣高堂隆在病危之际,也提醒明帝“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,可选诸王,使君国典兵,往往棋跱,镇抚皇畿,翼亮帝室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高堂隆传》),矛头直指司马懿。尽管司马懿后来成为魏明帝的托孤大臣,但曹叡还对司马懿是有所防范的。魏明帝给司马懿安排的职务是以太尉“持节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,与爽各统兵三千人,共执朝政”。而曹爽的职务则是“拜大将军,假节钺,都督中外诸军事,录尚书事”,这个人事任命显然是以曹爽为第一托孤大臣,而司马懿次之。司马懿的名望功绩远在曹爽之上,魏明帝如此安排后事,显然出于对司马懿的不放心。自从曹丕为拉拢世家大族而施行“九品中正制”以来,世家大族势力迅猛发展,在相当程度上把持着当时国家的权柄。而司马懿正是出身士族,他的先祖们在东汉帝国做过征西将军、豫章太守、颍川太守等重要官职,父亲司马防更是官至京兆尹。司马懿一生东征西讨,为曹魏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,使他成为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。而区区曹爽,不过是皇族一庸庸碌碌的纨绔子弟,机缘巧合执掌权柄,偏偏又“专擅朝政,兄弟并掌禁兵,多树亲党,屡改制度”,这自然激起了世家大族,包括大部分朝臣对他的极度怨恨和反对。于是这些人注定要联合起来,一场针对曹爽的政变已不可避免。正如蔡东藩指出的:“曹爽一庸奴耳,不度德,不量力,竟以一时之徼幸,入为首辅,就使小心谨慎,犹难免复餗之凶;况淫奢无度,酒色是酖,何晏邓飏诸人,毫无伟略,引为谋士,兄弟中仅一曹羲,犹有一隙之明,而爽不肯从,其能保家保国乎?当日即无司马懿,吾知爽亦未必不亡也。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很早就开始了暗中联络、部署,这些私下里的阴谋,甚至连大儿子司马师都不知道,“宣帝(司马懿)之将诛曹爽,深谋秘策,独与帝(司马昭)潜画,文帝(司马师)弗之知也”(《晋书·景帝纪》)。因此,司马懿诈以老病将死骗过了曹爽,真真是司马懿最寻常的优发国际表演。249年,在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下,蓄谋已久的高平陵政变爆发了,“帝阴养死士三千,散在人间,至是一朝而集,众莫知所出也”(《晋书·景帝纪》)。可见,曹爽集团被一举剪除真的是毫无悬念。高平陵政变虽然成功了,但司马懿也骑上了权力的老虎背,他实际上更为生前身后这些骑虎难下的事而无比焦虑。阴谋有时会成为一个连环套,司马懿必须警惕螳螂背后的黄雀,也就是说他必须牢牢地保持自己的权势,并对任何可能的反对者痛下杀手,否则他随时会成为第二个曹爽。因此,我们在《晋书·宣帝纪》中看到了如下记载,“诛曹爽之际,支党皆夷及三族,男女无少长,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”。251年正月,太尉王凌企图发动针对司马懿的政变,司马懿竟以73岁高龄亲自讨伐。沦为阶下囚的王凌哀叹,“卿直以折简召我,我当敢不至邪?而乃引军来乎!”司马懿则老经世故地回答说:“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。”此后,凡牵连王凌之谋的人一律被诛灭三族,王凌甚至被剖棺暴尸。做完这些,司马懿还不放心,再对曹魏宗室痛下杀手,杀楚王曹彪,并将魏之王公全部拘捕,放置邺城,命有司监察,不准他们互相交结往来。其鹰扬跋扈与他的两个儿子有何区别?司马懿的这些所作所为连他的后代子孙都为之惭愧。东晋明帝曾与大臣王导谈论起司马懿,王导不加隐饰地叙述了司马懿创业时的种种猜忍手段,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曹髦时的所作所为,令晋明帝大惭,把脸埋覆在床上说:“若如公言,晋祚复安得长远”(《晋书·宣帝纪》)!联系这些历史事实,司马懿能说出这段临终遗言,说明他还是很看重自己的历史名声的,他不愿意历史把他记载成为一个野心家。小人物怕政府,大人物怕历史,司马懿也不例外。怕是一件好事,怕了,才能有忌惮,做事才能有底线。但是,司马懿的这番苦心已经逐渐不能为后人所理解了。因为被阴谋文化浸泡的那些创造历史的人、写历史的人,包括我们这些读历史的人,真的已经不很怕那只历史的笔了。没有敬畏,没有底线,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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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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